第一,“不勤远略”,即不必费力去经营边疆的“四夷”。“夷夏观”对“夷夏”之间经济生活、道德文化优劣高下的“辨别”和判定,往往容易将边疆民族与中原在经济方式、文化制度上存在的客观差距,归之于双方本性上的根本差别。所谓“夷狄者,与中国绝域异俗,非中和气所生,非礼义所能化,故不臣也”、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,皆有性也,不可推移”等认识,无非是强调“四夷”为荒远之地,人不知礼义,文不如华夏,属于“化外之民”,难以用中原的文明礼乐加以改造,不是“仁义”、“文德”所能加以教化的,且地不可耕作,得之无用。

一言以蔽之,经营“四夷”是徒劳民力的行为,属于“不急之务”。也就是说,不应当将“四夷”正式纳入“中国”(中原),“中国”的君主不应当因为“四夷”之事而损害百姓,因而对之不能征也不必征,最好是弃之不理。所谓“远方绝地不牧之民,不足烦中国也”。如果一定要征之伐之,则百姓不胜负担,因而只是好大喜功者的行径。这就否定了积极经营边疆的意义。历史上,汉武帝和唐太宗面临北方的压力,为夺得战略主动,皆能奋起远征大漠,并开发西域,但其“挞伐四夷”的行为在当时和以后都遭到过不同程度的批评,如儒学大师董仲舒就根据“德以柔中国,刑以威四夷”的古训,对汉武帝反击匈奴不以为然,他说:“义动君子,利动贪人,如匈奴者,非可以仁义说也”。汉代的严尤还批评汉武帝征伐开边是“下策”,而他开出的“上策”则是不必征。唐代的魏征、褚遂良也从“夷夏之辨”的理论出发,对唐太宗用兵突厥、高丽和西域进行过规劝和批评。当王朝实力不振时,“不勤远略”的呼声就更多一些。比如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大倡“柔道安邦”,宋朝君臣则将“不勤远略”作为既定国策,视招徕“四夷”和开拓边疆为“生事”。理学大师朱熹更完全否定积极开边的行为,他说:“入主好勤远略底,也是无意思”。又说:“汉武帝引《春秋》‘九世复仇’之说,遂征胡狄,欲为高祖报仇,《春秋》何处如此说?诸公读此还信否?

他自好大喜功,欲攘伐夷狄,姑托此以自诡耳!”到了明朝,除了开国之君朱元璋和永乐皇帝明成祖尚能保留骑兵,数次远征大漠之外,其后继者就再也没有这样的雄心和魄力,而是把防线撤退到长城一线,致力于筑修长城和部署沿长城的驻军,深沟高垒进行被动的防守。这些都是边疆经营上典型的“不勤远略”、坐等“向化”的消极行为。第二,既然“不勤远略”,则在边疆经营上就只有“防”。而“防”的具体办法是“攘”和“隔”。按照“夷夏之辨”的认识,夏为汉族,华夏为文明礼乐所在,边疆民族为“夷狄”,二者有种属不同优劣之分。因为“夷夏”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极大反差,使现实中以“文德”进行“以夏变夷”的工作至为艰巨,而秦汉时代反击匈奴战争虽武功卓著,却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,造成帝国政治、经济生活的严重动荡,这些都使得思想家、政治家们思考和修正“王者无外”的治边理念,探讨处理“夷夏”关系的“最好”办法。

所以到班固作《汉书》时,就总结历史上“御夷”的经验,形成了完整的“夷夏之防”理论,班固说:《春秋》内诸夏而外夷狄。夷狄之人贪而好利,被发左衽,人面兽心,其与中国殊章服,异习俗,饮食不同,言语不通,僻居北垂寒露之野,逐草随畜,射猎为生,隔以山谷,雍以沙幕,天地所以绝外内也。是故圣王禽兽畜之,不与约誓,不就攻伐。约之则费赂而见欺,攻之则劳师而招寇。其地不可耕而食也,其民不可臣畜也,足以外而不内,疏而不戚,政教不及其人,正朔不加其国;来则惩而御之,去则备而守之。其慕义而贡献,则接之以礼让,羁縻不绝,使曲在彼,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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